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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了梦想,我们才能拥有奋斗的目标,而这些目标凝结成希望的萌芽,在汗水与泪水浇灌下,绽放成功之花。

在微博上拯救生命,从看见开始

发布日期:2022-09-20 21:59    点击次数:103

自杀,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议题。

自杀是个体在长期而复杂的心理活动作用下,蓄意或自愿采取各种手段来结束自己生命的危险行为,同时也被认为是因丧失处理生活压力的能力,陷入危机时发生的一种冲动行为。随着人的不断成长,家庭、职场、社会等场景之下的压力向其倾斜,“不堪其负”变为越来越多人的心理共识。

9月10日是世界卫生组织设定的“世界预防自杀日”,它设立的意义是为了吸引更多人关注“自杀预防”这一议题,并倡导公众加入到降低自杀率的行为之中。

微博作为中文领域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把这里视为情绪的树洞。那些难以被共情、被理解、被包容的,甚至等待被拯救的,都可以在这片数字广场坦露。微博也对此采取了行动:友善引导、关键词搜索、人工筛检、策略模型搭建,都是它所做的努力。

这些努力曾真正避免了生命的遗憾逝去。

从看见开始

2017年,微博用户服务舆情组成立。

一开始,组员们的工作只是处理用户对于产品的反馈和建议,但渐渐地,他们察觉到了需要更加注意的事情:部分用户反馈的不是产品问题,而是发现其他用户发布了比较悲观的,甚至是自杀倾向的内容,他们提醒微博客服应该尽快跟进。

在类似的事情出现得越来越多之后,微博决定以更加主动的姿态来面对它。

微博用户服务舆情组组长张喆民开始和组员们一起梳理网友们更习惯的表达方式,并将它们归为了几个大类。一种是负面情绪类,比如说“生活太难了”,“熬不下去了”;第二种是强度更大的负面情绪,例如“想离开世界”,“看不到明天了”,或者是“再见了”;最后一种属于付诸行动的类别,它相较情绪表达升级为行动,可能写好了遗书,或是陈列出关于自杀的计划和手段。

估摸用了大半年时间,微博用户服务舆情组总结出了上百个搜索有效的关键词,在2019年正式建立了判断标准。

让张喆民印象极为深刻的一个故事是,他们曾经通过关键词检索,发现了一位患有抑郁症类疾病女孩的遗书。

女孩从前的微博内容让人很难联想到抑郁,她爱弹吉他,应该非常喜欢音乐,爱拍照,分享了自己很多笑容,是阳光充斥了她的生活而不是阴霾。但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女生被确诊了抑郁症类疾病,并开始偷偷服药。也许是由于家中有些变故,她不敢告诉家人,“她写的是,怕跟家里人说出来这件事以后,家就可能面临着要支零破碎了。”张喆民说。

独自抗压并没有让她坚持太久,女孩最终选择自杀,但由于微博用户舆情组的关注,当地网警及时介入并成功救助了这位女生,网警最后也转发了女孩的微博告知公众她已平安无事。

这并不是唯一一次微博用户服务舆情组成功挽回生命,之所以让张喆民感触颇深,是因为女孩被救回后发布的一条微博。女孩说,出院回家的路上,她和父母手挽着手,记忆里好像小时候也没有这般亲密的画面。一路上父母对她说过的最多的话,就是如果她早一点表达出来,一定不会走到今天。在那一刻,她感觉到家依然存在,人生也不必非要用生死和鲜血来证明一个人受到伤害。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国民心理健康评估发展中心主任陈祉妍表示,人在表露自杀相关的心态时,多多少少是希望得到理解的,“如果社会认为一个人明确公开说他要自杀,就是哗众取宠,其实这是严重的误解。”

陈祉妍进一步补充道,有心理学研究显示,人在遭遇痛苦时,最想要倾诉的对象往往是非常亲密的人或者陌生人。但如果一个人处于抑郁状态,可能担心自己成为亲密的人的负担,这种时候陌生人反而是一种普遍倾向的倾诉渠道。

这也是微博用户服务舆情组“看见”他们的意义所在。

自杀是人在经历长期情绪折磨后所做出的选择,但在做出选择后,它也并非是一件当即就能发生的事情。在那些成功挽回的案例中,决定自杀的人通常会经历纠结挣扎期、呼救期和平静期三个心理阶段,根据不同人的境况,这三个阶段所经历的周期有长有短。

对于处在纠结挣扎期的人而来,通常一点陪伴或一句安慰,就能够将他们从悬崖边拉回来。而对于呼救期的人来说,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和各种方式来表达关于自杀的想法,这时如果有专业力量介入,就不至于让他们从生死线上轻易坠落。

《2020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2019年城市居民年自杀死亡率为4.16人/10万,农村居民自杀率为7.04人/10万,根据当年国家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口基数,2019年因自杀丧生的有近7万余人。

另外,中国精神卫生调查显示,我国成人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率为6.8%,其中抑郁症为3.4%,目前我国患抑郁症人数9500万。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全球约10亿人正在遭受精神障碍困扰,每40秒就有一人因自杀而失去生命。

无论是数字还是真实发生的故事都在强调,抑郁和自杀两大议题应该被赋予更重要的关注地位。而每一个个体或是机构加入“预防自杀”这支队伍时,都将从看见做起。

谨慎的每一步

事实上,在事情尚有转圜余地时向那些身处绝境的人伸出援手,也需要一套严肃而正确的程序。

张喆民所在的微博用户服务舆情组是哨兵一样的存在,但在他们出动之前,微博也在寻求更前置的方法为那些情绪低迷的人提供帮助。

微博目前已上线搜索友善引导功能,并通过机器模型策略来持续减少微博站内的教唆自杀内容。

搜索友善引导即针对跳楼、割腕、卧轨、喝农药、抑郁、不想活了怎么办等关键词进行引导,当用户在微博平台搜索时,其列表顶部就会出现免费心理咨询的提示,点击提示会跳转至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这类引导标志出现的意义在于提醒人们其实他们还有获得救赎、至少是心理上的救赎的可能性。

据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一项调研结果,在网络上表达绝望情绪的人,有79%认为获得求助“并非没有必要”,但“从未寻求过帮助”的人占据50%以上,尚有超过60%的人从没有接触过自杀预防的相关知识。 

机器模型策略则是为了防止发生在网络世界的“教唆自杀”, 在呵护用户发言权的同时,保护部分用户不受网络暴力伤害。自杀是一种无奈之下的个人选择,但在网络空间,它常常与网络暴力挂钩,成为网暴行为最极端和严重的后果。

无论是刘学州还是丁泽仁事件,都折射出了一个社会的阴暗面,即网络暴力不仅仅以指责、辱骂、拱火等形式出现,甚至开始以教唆当事人自杀为发泄口。此类言论具有较强的煽动性,极有可能形成规模性网暴现象。仅就网络空间而言,治理网暴也是预防自杀的重要一环。

今年以来,微博推出了一键防护、评论友善引导、消息箱评论折叠等多个预防网暴的产品功能,并通过账号内容清理、加大处罚、警示引导、用户教育等多重运营手段强化网暴治理。

事实上,微博实行的措施一方面是从“施暴者”的角度,通过产品机制来约束其发表不当言论,从源头上控制他们可能对其他用户造成的伤害,另一方面则是从“受害者”的角度,给他们提供能够自我保护的屏障,而不是让其只能被动接受伤害。

在前置性的工作完成后,对于人工排查环节的用户服务舆情组,他们所运用的工具也逐渐被微博打磨至成熟。

张喆民介绍称,用户服务舆情组会周期性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每月定期分析更新关键词常用词库,根据突发热点事件,添加临时辅助关键词。

然而,当真正捕捉到危机的时刻,高效的流程上报或许是更关键的。

张喆民和同事会首先根据内容将其判断为低级、高级、特高级几个紧急程度,再根据不同等级的紧急程度向上汇报。

这样的做法也是出于真正想要救人的目的。一方面,一线客服发现之后不能贸然联系用户,这很可能给用户带来惊吓,如果缺乏专业的心理学知识和正确的沟通技巧,也可能反而对用户造成不良的刺激;另一方面,对于真正实施自杀行为的人而言,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警方等专业力量的介入才更有可能解救成功。

自2018年起至2022年7月底,微博用户舆情服务组已上报5268例疑似案例。2021年,自杀疑似案例上报量达1564例,2022年截至7月底,已上报自杀疑似案例545例。其中,2022年上报疑似自杀的545例用户经后续跟踪关注,其中419位用户还在继续登录、发博,占比76.88%。

此外,整套筛选上报流程的效率也在不断提升。据了解,相比2021年,2022年微博用户服务舆情组筛选上报的综合时效提速了47%。

张喆民和同事还在通过自己的工作感受,不断去构想程序还能优化的地方。

他认为现在的工作靠主观判断的部分比较多,“我个人理想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用更智能的判断方法,比如把人工逻辑写入系统,通过他历史微博的心情变化和采取的实际行动来判断监测到的轻生内容的危险等级。”张喆民设想,“还有我们是否可以一键上报,和网警形成直通平台,也方便我们对事后情况进行跟踪。”

尽管工具的技术属性在提升,张喆民也丝毫不敢怠慢自己这份工作。“一开始确实会感到很大的压力,一是怕有漏掉的地方,二是怕自己判断不好,给网警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不过到后来,他的心态几乎可以完全包容下这份工作所带来的压力,即便是当他们认为情况危机,上报网警之后却发现只是一个乌龙的时候。

“我们感觉很欣慰,最起码这个人他现在是安全的,他的家里人也注意到了。”张喆民说,“我们的价值就在这。”

不仅仅是预防

回到“预防自杀”的议题本身,不得不承认,自杀的根本成因是心理问题,就它的社会意义而言,不仅仅需要平台承担部分监管责任,更需要全社会共同预防。 

1960年,国际预防自杀协会(IASP)在维也纳成立。该组织的出现就是为了提高公众对自杀问题严重性的认识,增加对预防自杀措施的了解,它聚集了各国学者、医务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共同研究自杀问题和预防自杀的有效途径,同时促成各国成立预防自杀机构,培训专业工作人员。

国际预防自杀协会提出了四项预防自杀的措施。首先是对于精神障碍的早期识别和适当治疗;第二是及时沟通和获取有效帮助为原则的干预措施,就比如微博所上线的“搜索友善引导”;第三是控制和限制获取自杀工具的途径,例如限制有毒药物、农药等获取渠道;最后是重视媒体报道对自杀的潜在影响,该组织认为媒体报道自杀事件的方式会影响人们模仿自杀,例如使用的语言、声调、照片等,因而媒体必须负责地对相关事件进行报道。

陈祉妍还提出,像微博这类互联网平台也可以为广大用户提供更多更明确的信息,即当发现紧急情况之后应该如何上报。并且,平台可以通过一些引导行为来倡导网友对在相关博文下发布关怀和鼓励性评论。

此外,陈祉妍认为,这一系列的问题其实需要一个系统来处理。例如呼救和制止这个行为非常积极,但这仅属于系统里的一个环节。“想要自杀的人救回来之后怎么办?如果说原来的心里问题没有治疗,原来的生活困境没有解决,那仅仅是预防一次自杀,可能只是做了一件很局部的事情。”她说,“所以如果我们要更好支持的话,可能会一边做一边发现需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为了自己人生的健康发展,每一个个体本身都应该同时学习更多相关心理学知识,以增强呵护自我心理的相关素养。其中最基础的方法之一便是通过相关专业书籍,正确看待和认识自己的心理问题,并进一步寻求科学的医疗手段的帮助,而非将其简单归咎于自己的懦弱和无能。由此,每个人才能更自如和从容面对各式各样的人生重大课题,甚至是面对可能的网络舆论风险。

事实上,个人的内心强大或许才是最终的解药,同时也是帮助他人的前提。

张喆民沉浸在情绪低迷言论中的时候,也常常有“看得想要哭出来”的时刻,那些擦肩而过的陌生人的故事,也会让他们以心疼的方式共情其中。

他们需要途径来排解这种黯淡的抑郁,或许是相互倾诉,或许是去健身房流汗。张喆民说,那些故事最终会成为支离破碎的片段,以一种情绪感受的形式存储在他们的记忆当中。

好在张喆民很擅长调节自己的情绪。他只觉得,“那些人在暴露自己情绪的时候,也算是在宣泄自己的痛苦和绝望。每一位看到这样信息的网友也好,身边人也好,不要忽视,更不要加剧他们的痛苦。”

“我们旁观人更应该用包容和接纳的态度去了解他们的想法,”他说,“应该由我们去拯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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